一九〇二年春，革命元勋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，和中山先生会见，英杰定交，同谋革命，同时发起“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以励光复，并且撰书告留学生，极为沈痛。有云：“……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，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，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，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，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，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！……”鲁迅那时已在东京，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元勋的莫大的影响。

(相关资料图)

翌年，章先生在沪，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，讲稿辄在《苏报》上发表，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“《苏报》案”。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，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，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，俨然成了敌国之势。这时候，东京方面，杂志云起，《浙江潮》也出世了。命名之始，就起了两派的争执；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，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，主张用这个名称，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。起初由孙江东、蒋百里二人主编。百里撰《发刊词》，有云：“忍将冷眼，睹亡国于生前，剩有雄魂，发大声于海上。”其最引人注意的，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，最为鲁迅所爱诵，现录两首于下：

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（六月十八日）

神狐善埋搰，高鸟喜回翔。

保种平生愿，征科绝命方。

马肝原识味，牛鼎未忘香。

千载《湘军志》，浮名是锁缰。

衡岳无人地，吾师洪大全。

中兴沴诸将，永夜遂沉眠。

长策惟干禄，微言是借权。

借君好颈子，来者一停鞭。

还有章先生的《张苍水集后序》，也是鲁迅所爱诵的，其末段有云：

……乃夫提师数千，出入江海，一呼南畿，数郡皆蒲伏，至江淮鲁卫诸豪，悉诣军中受约束，群虏詟栗，丧气而不敢动。若公者，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，虽宋之文李，犹愧之矣。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，公所挞伐者益衰。然戎夏之辨，九世之仇，爱类之念，犹湮郁于中国。雅人有言：“我不见兮。言从之迈”，欲自杀以从古人也。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，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，庶几明所乡往。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，非人也！

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，我觉得他感到孤寂，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。刚刚为了接编《浙江潮》，我便向他拉稿。他一口答应，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——《斯巴达之魂》。他的这种不谦让、不躲懒的态度，与众不同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，真使我佩服！这篇文是少年作，借斯巴达的故事，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。后来他虽自惭幼稚，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。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，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，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！

鲁迅又撰一篇《说》，这是新元素“镭”的最初的绍介。那时候“镭”刚刚被居里夫妇发见，鲁迅便作文以饷国人，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。

鲁迅往仙台学医的动机有四：我在《鲁迅的生活》和《回忆鲁迅》文中已经叙明了。别后，他寄给我一张照片，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，有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之句，我也在《怀旧》文中，首先把它发表过了。现在只想从他的仪容和风度上追忆一下：

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，额角开展，颧骨微高，双目澄清如水精，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，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。两臂矫健，时时屏气曲举，自己用手抚摩着；脚步轻快而有力，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。赤足时，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，自言脚背特别高，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？总之，他的举动言笑，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。这些特质，充满在他的生命中，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上，以成为伟大的作家，勇敢的斗士——中华民族的魂。

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，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。因之，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，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。这种谈锋，真可谓一针见血，使听者感到痛快，有一种涩而甘、辣而腴的味道。第三章所举给人绰号，便是一个例子。吾友邵铭之听他的谈话，曾当面评为“毒奇”。鲁迅对这“毒奇”的二字评，也笑笑首肯的。

他在医学校，曾经解剖过许多男女老幼的尸体。他告诉我：最初动手时，颇有不安之感，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，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，非特别鼓起勇气，不敢下刀。他又告诉我：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，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，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。总之，他的学医，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，以便学成之后，能够博施于众。他不但对于人类的生命，这样尊重爱护，推而至于渺小的动物亦然。不是《呐喊》里有一篇《兔和猫》，因为两个小白兔不见了，便接连说一大段凄凉的话吗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鲁迅的伟大之心！

他学医的成绩很不错，引起同学们一度的嫉妒和侮辱，记得他的《朝花夕拾》里曾经提到。吾友谢似颜觉得最可注意的，是他的伦理学成绩在优等。这话很切当。可见鲁迅不但在说明科学，研究有得，而且在规范科学，也是聚精会神，恢恢乎游刃有余。因之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的所以然，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。以之知人论世，所以能切中肯綮；以之与人辩驳，所以能论据确凿，自立于不败之地；以之运用于创作，又每有双管齐下之妙。这种造诣，非有得于规范科学，洞悉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者万不能达到的。

鲁迅学医时期的轶事，像水户下车去访朱舜水的遗迹呀，火车上让座给老妇人，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呀，记得我已经发表过，无须再赘。现在忽然记起一件和我有关的故事来了。

一九〇五年春，我在东京高师学校读完了预科，趁这樱花假期，便和钱均夫二人同往箱根温泉，打算小住十天，做点译书的工作。路上偏遇到大雨，瀑布高高地飞着，云被忽然来裹住了，景色实在出奇。所以我住下旅馆，就写了好几张明信片，寄给东京的友人何燮侯、许缄夫、陈公孟、鲁迅等——鲁迅在春假中，也来东京，和我同住，不过他学校的假期短，须早回仙台去——报告寓址和冒雨旅行的所见。隔了一二日，收到友人的回片，或称我们韵人韵事，或羡我们饱享眼福，我看了不以为意。后来，公孟忽然到了，鲁迅也跟着来了。我自然不以为奇。大家欣然围坐谈天，直到夜半。第二天结伴登山，游“芦之湖”，路上还有冰雪的残块，终于爬到山顶。这个湖是有名的囱口湖——我译火山为地囱，译火山喷口为囱口——真是天开图画，风景清丽绝了。一排的旅馆临湖建筑着，我们坐在阳台上，只见四山环抱这个大湖，正面形成一个缺口，恰好有“白扇倒悬东海天”的“富士山”远远地来补满。各人入浴既了，坐对“富士”，喝啤酒，吃西餐，其中炸鱼的味道最鲜美，各人都吃了两份。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这里似的好鱼。兴尽下山，大家认为满意，不虚此行。

谁知道公孟之来，原是有“特务”的。因为有章某向同乡造谣，说我们是为的“藏娇”到箱根去的。同乡友人们不相信，公孟也不信，却自告奋勇，要得个真相。鲁迅也不信，说假使真的“藏娇”，还会自己来报告寓址吗？天下没有这样傻瓜！果然，后来情形大白了，同乡友人们均鄙视这造谣的人。这件事隔了好久，鲁迅才对我说穿，我们相视大笑！

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，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：

一、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？

二、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？

三、它的病根何在？

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，毕生孜孜不懈，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，其目标之一，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，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，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。因之，办杂志、译小说，主旨重在此；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，主旨也重在此。茅盾先生说得好：

……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——鲁迅先生！

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，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；换言之，即是“最理想的人性”的追求者，陶冶者，颂扬者。……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，是“最理想的人性”，所以他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，毒害，蔽塞“最理想的人性”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——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。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。而鲁迅先生，则于“同”中更有其特殊者在。这特殊的什么，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“东方文明”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。讲到什么是“最理想的人性”，中国儒者流确已说得很多；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，经过现实的天平，就露了马脚。鲁迅先生指出了“吃人的礼教”，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“最理想的人性”的图案和规章，而追问着：“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？”

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，一句话可以概括，拔出“人性”中的萧艾，培养“人性”的芝兰。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“萧艾”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，又在什么条件之下，那些“芝兰”方能含葩挺秀。中国古来的哲人，最缺乏者，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。“人性”或“最理想的人性”，原无时空的限制，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，会形成“人性”的同中之异，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。……

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，在我看来，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，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，就是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。……（《中苏文化》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——茅盾：《最理想的人性》）

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，记得《呐喊》自序上已有说明：出版期快到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余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。这杂志的名称，最初拟用“赫戏”或“上征”，都采取《离骚》的词句，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，才决定用“新生”这二字，取新的生命的意思。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，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。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，均已经安排好好的，可惜没有用；而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，丝毫不苟，很值得敬佩。

后来他在《河南》杂志撰文，如《科学史教篇》《摩罗诗力说》等，和他的少年作相较已经大有进步了，他深深地慨叹中国的无声，历史上虽伟大作家如屈原，抱九死无悔之贞，而乏反抗挑战之力，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性缺点之一。有云：

……

惟灵均将逝，脑海波起，通于汩罗，返顾高丘，哀其无女，则抽思哀怨，郁为奇文。茫洋在前，顾忌皆去，怼世俗之浑浊，颂己身之修能，怀疑自遂古之初，直至百物之琐末，放言无惮，为前人所不敢言。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，而反抗挑战，则终其篇未能见，感动后世，为力非强。刘彦和所谓“才高者菀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辞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”，皆着意外形，不涉内质，孤伟自死，社会依然，四语之中，函深哀焉，故伟美之声，不震吾人之耳鼓者，亦不始于今日。（《摩罗诗力说》）

鲁迅编译《域外小说集》二册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，我在《鲁迅的生活》中已经论及，现在从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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